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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 第1期
    刊出日期:2026-01-20
      
    国外生物多样性抵消研究现状和对策研究
    田璐瑶, 尹豪
    生物多样性. 2026, 34(1):  25187.  doi: 10.17520/biods.2025187
    摘要 ( 10 )   PDF (1155KB) ( 9 )   知识图谱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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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生物多样性保护压力激增和“生物多样性零净损失(no net loss, NNL)”提出, 生物多样性抵消(biodiversity offsetting, BO)作为缓解等级(mitigation hierarchy)的最后一步在欧美迅速开展, 成为解决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压力大、社会参与度不足、土地开发与生态用地蚕食矛盾的途径。本文通过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国外生物多样性抵消项目概况, 分析我国研究和实践差距、辨析相关概念内涵、探明项目实施路径; 通过总结国外生物多样性抵消核算量化、提升附加性、完善强制性框架、保障长期性四方面的关键问题及策略, 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抵消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最后, 提出应明确BO地位和实施路径、推动BO实施、加强BO效能优化研究三方面的建议, 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 构建适应性强的生物多样性抵消框架。
    可解释机器学习及其生态学应用
    石亚飞, 牛富荣, 黄晓敏, 洪星, 龚相文, 王艳莉, 林栋, 柳小妮
    生物多样性. 2026, 34(1):  25210.  doi: 10.17520/biods.2025210   cstr: 32101.14.biods.2025210
    摘要 ( 423 )   PDF (2911KB) ( 103 )   知识图谱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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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机器学习在生态学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 尤其在复杂的非线性数据建模方面展现出强大优势。然而, 机器学 习的“黑箱属性”使其难以提供清晰的结果解释, 限制了其应用范围。为解决机器学习的不透明问题, 可解释机器学习 (interpretable machine learning, IML)应运而生, 它致力于提高模型透明度并增强结果的可解释性。本文系统梳理了可解释机器 学习中白盒与黑盒模型、全局与局部解释、内在解释与事后解释等基本概念, 并基于案例数据分别应用于线性回归、决策树 与随机森林等模型, 展示了包括回归系数、特征重要性排序、部分依赖图、局部累计效应图、夏普利加性解释以及局部模型 无关解释等多种主流可解释机器学习的实现方法与生态学解释能力。研究表明, 尽管白盒模型的解释也属于可解释机器学习 的范畴, 但当前其主要是一系列针对黑盒模型的事后解释方法的集成。其次, 不同方法在解释层级、适用模型及可视化表达 方面各具优势。可解释机器学习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复杂模型预测性能与生态学解释需求之间的鸿沟, 但需要基于数据情况 和研究问题进行选择性应用。本文可为生态学研究人员提供可操作的可解释机器学习分析框架, 并强调其应当作为当前主流 统计建模的重要补充, 将在未来生态学研究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物种分布模型在宏观生态学和生物地理学中应用 的思考
    乔慧捷
    生物多样性. 2026, 34(1):  25238.  doi: 10.17520/biods.2025238   cstr: 32101.14.biods.2025238
    摘要 ( 590 )   PDF (520KB) ( 184 )   知识图谱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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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种分布模型(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s, SDMs)已成为宏观生态学和生物地理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 广泛应用于预 测物种分布、评估外来物种的入侵风险、气候变化对物种分布的影响等, 从而指导入侵物种防控和多样性保护规划。然而, 该 领域的快速发展也伴随着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尤其体现在对“生态位”概念的混淆上。本文系统梳理了生态学中3个核心的生 态位概念: 格林内尔生态位(Grinnellian niche), 关注环境条件与物种分布的宏观关系; 埃尔顿生态位(Eltonian niche), 强调物 种在群落中的功能角色和生物互作 ; 以及哈钦森生态位 (Hutchinsonian niche), 提供了 “n 维超体积 (n-dimensional hypervolume)”的数学框架, 并区分了基础生态位与实际生态位。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与各生态位概念相对应的建模方法, 包括 标准的物种分布模型、多物种联合分布模型(JSDMs)和n维超体积分析。通过分析当前研究中存在的概念混淆(如将基于存在 记录的物种分布模型等同于基础生态位模型)、模型误用(如忽视非平衡状态和采样偏差)等常见问题, 本文强调了明确研究的 理论基础、匹配建模方法与研究问题、审慎解读模型结果的重要性。最后, 本文提出, 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概念的清晰化、 方法的整合化以及理论与应用的深度融合, 从而更科学、规范地应用物种分布模型, 推动生态学理论的发展。
    生物多样性公益捐赠对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NBSAP)的贡献分析
    杨方义, 靳彤, 申小莉, 张立, 杨彪
    生物多样性. 2026, 34(1):  25269.  doi: 10.17520/biods.2025269   cstr: 32101.14.biods.2025269
    摘要 ( 311 )   PDF (334KB) ( 53 )   知识图谱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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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Actors)参与生物多样性治理是《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的核心内容。生物多样性公益捐赠资金能够推动非国家行为体参与生物多样性治理,弥补生物多样性公共资金不足。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为中国非国家行为体参与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机遇。2021年,中国10家非国家行为体组织在COP15第一阶段会议期间承诺2030年前动员25.5亿元人民币公益捐赠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本文系统梳理过去5年中国非国家行为体生物多样性公益捐赠的进展及成效。2020-2024年间,11家规模较大的公益基金会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公益支出为34.28亿元人民币,其中,7家参与COP15承诺的基金会共计投入15.48亿元公益捐赠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已完成2030年承诺目标的60.73%。这些生物多样性公益捐赠支持了非国家行为体组织在受威胁物种保护、栖息地和重要区域保护和修复、推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等领域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研究发现当前中国生物多样性公益捐赠具有一定局限性,例如较高比例的资金用于造林为主的生态系统恢复、与企业和公共资金的协同的不足。本文建议中国生物多样性公益捐赠应加强与国家行动的协同,推动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同致力于推动实现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和昆蒙框架。
    α多样性指数选择: 不等量采样下的模拟比较
    邹怡
    生物多样性. 2026, 34(1):  25278.  doi: 10.17520/biods.2025278   cstr: 32101.14.biods.2025278
    摘要 ( 824 )   PDF (1115KB) ( 333 )   知识图谱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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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样不均衡是群落生态学实地调查的普遍问题。如何选择合适的α多样性度量指标, 使其在样点间样本量差异下有稳 定的表现对于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十分重要。本文通过模拟群落的方法, 评估了9个α多样性度量指标的表现, 包含5个直接计算 的“观测型指数” (物种丰富度、Shannon指数、Simpson指数、Hurlbert稀释物种数、Fisher’s α指数), 以及4个估算丰富度的“估 算型指数”(Chao1、ACE、iNEXT、TES)。模拟评估各个指数在不同的采样阈值下, 其样点间的方差被环境梯度解释力(线性 模型R2)的准确性与精确性。模拟构建了20个样点的虚拟群落, 假设真实物种数S与环境梯度x呈线性关系且理论R2为0.8, 然后 生成一系列梯度下, 不同最小采样阈值模拟的不等量采样场景, 并计算各指数与x的线性回归R2。结果显示, 采样强度(样点记 录到的个体数及与之等价的采样完整度)是决定指数有效性的首要因素。随着样本量的提升, 所有多样性度量指标的模型R2 显著提升。在极低采样场景下(样点中最低样本量低于20个个体, 采样完整度 < 20%), 稀释物种数的平均R2明显优于其余指 数; 最低样本量升至100个个体后, 估算型指数整体优于观测型指数。本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各个指数恢复设定R2所需要的最小 样本量及对应的采样完整度。综合来看, 当样本极少的不等量采样场景中, 优先推荐稀释物种数。在实际研究中, 应将稀释 值设定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如 > 40个个体), 即使因此丢弃极端不足的样点, 也能在总体上提高样点间的可比性。当样本 量充足时, 可采用物种丰富度估算指数, 获得最接近真实梯度的丰富度外推值。
    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大型真菌区系与物种多样性
    谭廷鸿, 高帆, 杨雨, 肖群英, 吴春芳, 邱娜, 赵宁宁, 周敏, 康公平, 卢志宏, 高健强, 杨红, 杨传东, 邓春英
    生物多样性. 2026, 34(1):  25281.  doi: 10.17520/biods.2025281
    摘要 ( 9 )   PDF (1648KB) ( 4 )   知识图谱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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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真菌在生态功能和社会经济效益上具有重大价值。为系统分析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大型真菌的区系组成与物种多样性特征,探究特殊地貌类型对大型真菌生长分布的影响,本研究通过样线法和随机踏查法,历时7年采自贵州、广西、云南大型真菌样本12,451份,结合形态学与ITS序列证据进行鉴定,并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对该地区大型真菌的区系特征和资源价值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西南喀斯特地区大型真菌共1,505种(2门10纲27目118科418属),其中包括已发表新种19个、中国新记录种1个、贵州省新记录种1个。优势科共41个(34.75%),包括红菇科、多孔菌科、牛肝菌科等;优势属73个(17.46%),包括红菇属(Russula)、鹅膏属(Amanita)和乳菇属(Lactarius)等。对大型真菌资源价值的评价结果显示,食用菌、药用菌和毒蘑菇分别为263种、176种和237种,表明该区大型真菌资源十分丰富。科级区系地理成分以世界广布成分为主,属级区系地理成分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多样性。研究结果可为西南喀斯特地区大型真菌多样性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提供可靠依据。
    城市街区建成环境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陈璐露, 汤皓婷, 冷红, 袁青, 杨昕悦
    生物多样性. 2026, 34(1):  25286.  doi: 10.17520/biods.2025286
    摘要 ( 121 )   PDF (1480KB) ( 11 )   知识图谱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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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街区作为城市更新的基本单元,其建成环境对城市生物多样性水平影响显著。近年来,街区尺度建成环境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研究逐步增多,但系统性综述仍显不足。本文通过计量分析,系统地梳理了2000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中英文文献中城市街区建成环境对城市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研究趋势与内容特征,将相关文献中影响城市生物多样性的街区建成环境要素归纳为街区绿地、植被特征、土地利用、三维形态和中介因子5类,总结了既有研究中的各类影响要素及其影响关系。最后,结合当前研究的特征及不足,提出揭示街区三维形态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机制、探索人类活动对二者影响的中介效应、探讨气候因子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及分类制定城市街区的精细化更新导则与标准等研究展望,旨在为面向城市生物多样性提升的城市街区空间规划与更新提供理论基础。
    Meta分析应用中应注意的几个关键问题
    张霜, 宋波
    生物多样性. 2026, 34(1):  25308.  doi: 10.17520/biods.2025308   cstr: 32101.14.biods.2025308
    摘要 ( 262 )   PDF (1728KB) ( 77 )   知识图谱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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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a分析是通过对不同案例数据进行加权整合分析, 得到普适性结论的重要统计工具, 在生态学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价值。但长期以来, 科研人员对Meta分析的基本理念和方法体系具有较多的认识误区,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该方法的误用甚至错用。本文从Meta分析的操作步骤出发, 从其基本特征、文献的查询与筛选、效应值的构建、模型的选取、特殊数据结构的纳入、解释变量的引入、结果可靠性的判定、软件工具介绍等几个方面, 介绍了Meta分析的基本理念和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相关概念和技术要点的厘清, 将为我们构建更为精准、合理的Meta分析模型, 提升结果可靠性提供帮助。Meta分析技术的不断更新进步, 必将为生态学领域众多基础科学问题的回答提供更有力、可靠的技术支撑。
    广西防城季节性雨林凋落物量时空动态及驱动因素
    高雅, 刘绮, 刘民峰, 马瑞霞, 黄甫昭, 李冬兴, 向悟生, 丁涛, 王斌, 李先琨, 郭屹立
    生物多样性. 2026, 34(1):  25326.  doi: 10.17520/biods.2025326   cstr: 32101.14.biods.2025326
    摘要 ( 49 )   PDF (934KB) ( 11 )   知识图谱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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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凋落物作为森林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养分平衡的载体,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以广西防城金花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 ha森林动态监测样地为研究对象,在其中布设了40个凋落物收集器,通过6年的森林凋落物量数据监测,分析了该地区凋落物组成、时空分布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广西防城金花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凋落物年均产量为7,506.38 ± 766.94 kg/ha,年际波动明显。各组分所占比例依次为叶(60.24%) > 枝(19.34%) > 杂物(17.70%) > 繁殖组织(2.72%)。总凋落物量及各组分凋落量月动态变化规律相似,均呈三峰型,峰值分别出现在4月、8月和10月。凋落物收集器5 m邻域范围内,坡向、土壤温度、树木多样性和胸高断面积之和是该地区森林凋落物产量的主要驱动因素,且直接正向影响凋落物总量,而土壤养分通过胸高断面积之和间接影响凋落物总量。连续6年监测结果显示:广西防城金花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凋落物量季节性变化明显,生物因子、非生物因子和土壤因子共同影响着凋落物量的空间分布。
    生境简化重塑榕树–榕小蜂互作网络:挥发物组成与群落结构的适应性响应
    罗钰, 郑旭艳, 曹力, 王波, 彭艳琼, 罗银玲, 周会平, 杨小芳, 苗白鸽, 王朝雅, 高洁
    生物多样性. 2026, 34(1):  25328.  doi: 10.17520/biods.2025328
    摘要 ( 191 )   PDF (982KB) ( 24 )   知识图谱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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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地保护植物园(ex situ conservation botanical garden)作为相对均质化的人工环境,为研究植物–传粉者互作的环境适应机制提供了理想模型。榕树(Ficus spp.)与榕小蜂构成的专性互惠系统高度依赖雌花期榕果挥发物的化学通讯。榕树作为重要的观赏和生态树种,常被引种至植物园、公园等人工环境进行异地保存。然而,引种后榕树挥发物组成及榕小蜂群落结构是否会发生适应性变化尚不明确,这种生境转换是否影响其互作稳定性仍待探究。本研究以自然生境和迁地保护植物园中的大果榕(Ficus auriculata)为研究对象,采用动态顶空采样结合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分析雌花期榕果挥发物,并通过雄果榕小蜂群落调查,比较两种生境下榕蜂互作的适应性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挥发物组成显著分化,自然生境以防御相关的脂肪酸衍生物为主,而迁地保护植物园中以吸引传粉蜂的萜烯类化合物为主;(2)榕小蜂群落结构差异显著,自然生境多样性更高,非传粉蜂数量显著高于迁地保护植物园;而迁地保护植物园中传粉蜂占比99.07%,远高于自然生境(76.55%);(3)自然生境榕–蜂互作网络具有更高的连接度、模块性和稳健性,表明自然生境榕蜂关系更复杂紧密,同时模块间具有高独立性,使自然生境榕小蜂群落更加适应外界干扰,对环境变化有较强的抵抗力。而迁地保护植物园则表现出更强的专化性和嵌套性,由于环境条件均一化使榕小蜂群落对环境变化敏感性增加。本研究首次系统揭示了榕树迁地保护至植物园后挥发物–榕小蜂互作网络的适应性调整机制,证实生境简化会通过改变化学信号和生态位分配重塑共生关系。成果不仅为理解专性共生系统的环境适应性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榕树迁地保护及生物多样性维持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外来入侵物种治理政策体系的困境与出路
    程晓帆, 李青媛, 李媛辉, 张明祥
    生物多样性. 2026, 34(1):  25332.  doi: 10.17520/biods.2025332
    摘要 ( 225 )   PDF (781KB) ( 25 )   知识图谱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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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外来入侵物种对我国生态系统造成的威胁日益严重,完善治理体系已成为当前的重要议题。生物入侵行为不仅危害生物多样性、损害生态系统功能,而且a随着外来入侵物种对我国生态系统造成的威胁日益严重,完善治理体系已成为当前的重要议题。生物入侵行为不仅危害生物多样性、损害生态系统功能,而且对人类社会造成多重风险。系统梳理我国现有治理政策后可见,其存在法律制度体系不完善、顶层设计缺失,名录体系不健全、执行机制协同不足,基础保障与技术支撑薄弱等困境。为此,本文构建了整体性治理框架。在顶层设计层面,通过“法典—专门法”模式完善立法、强化责任追究并优化政府考核机制;在执行层面,设立监管机构、建立区域联席会议机制并优化名录管理;在支撑保障方面,应推动生态补偿市场化、加强跨学科协作并实行“揭榜挂帅”机制,以系统提升我国外来入侵物种的治理效能。对人类社会造成多重风险。系统梳理我国现有治理政策后可见,其存在法律制度体系不完善、顶层设计缺失,名录体系不健全、执行机制协同不足,基础保障与技术支撑薄弱等困境。为此,本文构建了整体性治理框架。在顶层设计层面,通过“法典—专门法”模式完善立法、强化责任追究并优化政府考核机制;在执行层面,设立监管机构、建立区域联席会议机制并优化名录管理;在支撑保障方面,应推动生态补偿市场化、加强跨学科协作并实行“揭榜挂帅”机制,以系统提升我国外来入侵物种的治理效能。
    《生物多样性公约》现行资金机制及其替代方案研究
    王也, 王茜璐, 关婧, 王迎
    生物多样性. 2026, 34(1):  25353.  doi: 10.17520/biods.2025353   cstr: 32101.14.biods.2025353
    摘要 ( 146 )   PDF (422KB) ( 35 )   知识图谱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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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以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作为实施《生物多样性公约》现行资金机制存在法律地位不确定、治理结构不匹配、资金可及性低、受援国自主权弱等结构性缺陷,难以满足《生物多样性公约》实施需求。本文系统梳理了GEF及其新设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Fund, GBFF)的运作机制与局限性,深入分析了缔约方关于是否新建由缔约方大会(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授权的正式资金机制的立场分歧,基于《生物多样性公约》第21条规定及谈判动态,构建了新建全球生物多样性基金(Global Biodiversity Fund, GBF)、深度改革GEF、设立GEF下混合过渡机制3种备选方案,并从治理结构、资金可持续性、运营效率、包容性等维度进行了可行性评估。研究旨在为建立更公平、高效、符合《生物多样性公约》宗旨的生物多样性国际履约资金机制提供科学依据,并为在后续相关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弥合南北分歧提供参考策略建议。
    氮输入驱动的关键生态过程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及其管理启示
    卢晓强, 芮丹, 张江峰, 尹冰鑫, 王雨露, 岑雨婷, 崔怡晨, 杨万霞
    生物多样性. 2026, 34(1):  25368.  doi: 10.17520/biods.2025368   cstr: 32101.14.biods.2025368
    摘要 ( 57 )   PDF (1191KB) ( 3 )   知识图谱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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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氮输入及其驱动的关键生态过程(如氮沉降、氮转化与氮有效性变化)是影响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核心生物地球化学基础, 其长期扰动已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与生态系统退化的重要驱动因素。大气氮沉降与农业面源氮输入引发的土壤酸化、水体富营养化、生境退化及外来物种入侵等效应, 正加剧对生态系统稳定性的破坏。近年来, 借助分子生物学、遥感监测与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 对氮输入及其关键生态过程与生物多样性交互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研究表明, 适度氮输入可促进生物多样性提升, 而长期或过量氮输入则导致物种多样性下降、群落结构趋同和生态系统功能下降。目前, 以氮输入及其关键生态过程为核心的研究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多样性监测、生态风险评估与生态修复实践等。本文系统梳理近年国内外研究进展, 归纳氮输入及其关键动态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核心过程与典型实践案例, 剖析制约研究成果转化的关键障碍, 并提出构建多源数据平台、推动监测体系标准化、强化政策协同等未来发展方向, 旨在推动氮输入及其关键生态过程研究成果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深度应用, 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落地实施。
    基于环境DNA宏条形码的无脊椎动物多样性研究:生物信息学流程比较与评估
    闫姿伶, 陈晓宇, 姚蒙
    生物多样性. 2026, 34(1):  25369.  doi: 10.17520/biods.2025369   cstr: 32101.14.biods.2025369
    摘要 ( 157 )   PDF (1119KB) ( 47 )   知识图谱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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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环境DNA(eDNA)宏条形码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生物多样性研究,但该技术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仍存在一些方法学问题有待解决。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生物信息学处理流程的选择,尤其是对物种多样性极高的无脊椎动物,测序结果的处理流程直接影响检测结果,但目前缺乏对该过程的系统比较评估。本研究使用来源于淡水的eDNA样品进行无脊椎动物宏条形码测序,比较评估多种生物信息学流程对于无脊椎动物序列处理的影响。研究中选取4种常用的聚类/降噪方法(UPARSE、Swarm、UNOISE和DADA2)以及3种分类分配方法(BOLDigger、BLASTN和朴素贝叶斯分类器),共组合形成12种生物信息学处理流程。结果显示,DADA2降噪方法与BOLDigger分类分配相结合的处理流程产生了最多的无脊椎动物分子可操作分类单元(MOTU)与最高的分类覆盖度和分类分辨率。4种聚类/降噪方法中,UNOISE和DADA2降噪方法比UPARSE和Swarm聚类方法获得了更多的无脊椎动物MOTU;3种分类分配方法中,BOLDigger和BLASTN相比朴素贝叶斯分类器获得了更高的分类覆盖度和分类分辨率。这些结果对基于eDNA的淡水无脊椎动物多样性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还提示针对不同研究类群以及不同条形码区段,需要相应调整使用的生物信息学方法,以得到更为准确可靠的生物多样性数据。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黎母山和尖峰岭溪流鱼类群落特征及其对土地利用的响应
    高雯琪, 向景荣, 赵耀, 范灵霜, 谷圆, 邵韦涵, 李高俊, 赵光军, 陈明斌, 蔡杏伟, 陈凯
    生物多样性. 2026, 34(1):  25374.  doi: 10.17520/biods.2025374   cstr: 32101.14.biods.2025374
    摘要 ( 162 )   PDF (4424KB) ( 23 )   附录    知识图谱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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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我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之一,过去的几十年里受到森林砍伐、农业扩张和城镇化等土地利用改变的显著影响。目前,关于该区域溪流鱼类群落结构特征及其对土地利用变化响应特征的系统性研究仍较为缺乏。本研究于2024‒2025年期间,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黎母山和尖峰岭及其周边溪流的40个点位进行了鱼类和环境数据的采集和调查工作。通过多元统计方法分析比较了黎母山和尖峰岭鱼类群落物种组成和多样性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差异,采用相似性百分比分析识别了导致鱼类群落组成差异的显著物种,并利用随机森林模型解析土地利用变化影响下溪流鱼类多样性的关键影响因子及其非线性响应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黎母山和尖峰岭的鱼类群落组成的空间分布格局存在显著性差异,细尾白甲鱼(Onychostoma lepturum)、拟细鲫(Aphyocypris normalis)、海南马口鱼(Opsariichthys hainanensis)和嘉积小鳔鮈(Microphysogobio kachekensis)是引起群落显著差异的关键物种。黎母山的溪流鱼类物种丰富度指数显著高于尖峰岭,尖峰岭鱼类群落多样性指数在各点位之间的变异性较低,分布更为均一。黎母山与尖峰岭鱼类群落多样性的主导因素及响应模式存在区域特异性,对土地利用及其影响下的环境因子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响应特征。雨养耕地百分比与海拔是影响黎母山鱼类物种多样性的主要因子,草本覆盖耕地百分比、不透水面百分比、pH与电导率是尖峰岭鱼类多样性的主要影响因子。本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热带溪流鱼类群落组成和多样性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特征,为热带雨林溪流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区域土地利用规划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空间聚集度指数及其估计不确定性对聚集度–多度关系的影响
    邢丁亮
    生物多样性. 2026, 34(1):  25398.  doi: 10.17520/biods.2025398   cstr: 32101.14.biods.2025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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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种空间分布格局是群落生态学和宏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广泛用于度量空间聚集度的指标包括针对样方数据的负二项分布参数k,以及针对点格局数据的非参邻域密度指数(如Condit等(2000)提出的Ω和Wiegand等(2025)提出的kff),但这两类指数及对应的估计误差如何影响聚集度–多度关系尚不清楚。本文基于一个空间显式中性模型模拟的群落数据,计算了上述聚集度指数及其标准误,以分析这些指数及其估计误差如何影响聚集度与物种多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在空间聚集程度较高时,3种聚集度指数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聚集程度较弱时,尽管估计误差增大,k仍能区分聚集度种间差异,而两个点格局指数则判别力不足。(2)不同指数的估计误差之间存在一定正相关,但相关性较弱。极大似然法给出的稀有种和弱聚集物种k值标准误较大,与模拟结果一致;相比之下,基于重采样方法的点格局指数标准误整体偏小。(3)聚集度–多度关系受所选指数及回归方法(是否加权)影响。对于1/k,加权回归能够稳定复现出中性理论所预测的幂律关系及幂指数(等于–1),不加权回归得到的幂指数较理论值更接近0,且在聚集程度较弱的群落中尤为明显。两种点格局指数与多度之间亦呈幂律关系,但幂指数随群落平均聚集程度而变化,聚集程度越弱幂指数越接近0。综上所述,忽略聚集度估计的不确定性会显著影响对聚集度–多度关系的推断,可能导致错误地拒绝中性零假设,增加I类统计错误的风险。两种基于点格局的指数与多度的关系能反映群落平均聚集程度的影响,但并不适用于检验中性与非中性群落构建机制。建议在分析样方数据时,采用基于极大似然估计的负二项分布k值及其标准误来度量物种聚集度,并将不确定性纳入后续分析。对于其他聚集度指数及其与多度之间的关系,需进一步发展基于中性理论的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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